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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制造的角落里,他们沉默,他们写诗

两年以前,当作家吴晓波第一次在网上读到《共此诗歌时刻》一文时,被这些出自底层打工者的优质诗作深深感动。震动之余,他邀请该文作者秦晓宇编纂一部当代工人诗典,后来又辗转联系上纪录片导演吴飞跃,三人相约开启一项拍摄计划,这个计划的终点便是纪录片《我的诗篇》。

他们把关怀指向中国的3亿打工者,并将镜头对准六位特殊的打工诗人。他们是“中国制造”的缔造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略,而这些诗歌是他们的集体发声。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这是《我的诗篇》在影片介绍里写下的第一句话。这部关注底层的纪录片,在文艺青年云集的豆瓣网上得到了8.3的高分。一句热门评论写道:“诗人在民间。一切却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在收获了业界和民间如潮的好评之外,这部片子其实却只是秦晓宇的纪录片处女作。

在刚刚闭幕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上,我见到了秦晓宇和他的团队(以下简称“秦”)。

 

磬:选择拍摄的这几个诗人样本都是怎么选出来的?是根据诗歌的质量、还是因为觉得他们的故事比较有典型性?

秦:他们都是被《当代工人诗典》收录的诗人。其实中国写诗的打工者还是挺多的,应该有上万人。现在打工的基本上都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能够表达了。中国工人有三点几亿,万里挑一也有上万人。其实对于文学来说,重要的是杰作,而非一些泛滥的平庸之作。如果你要讨论工人诗歌的文化问题,最基础性的工作还是要做一个精当而全面的选本。将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选进来,这是进行诗歌研究的根基。只要有了这一本诗集,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从这本诗集中挑选出来。

但是,我们在拍摄时要考虑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诗歌写得好坏的问题,还要看他们在各方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于不太了解中国工人现状的人,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他们触摸到中国工人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

我们在考虑了样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之后,选择了6个文本作为纪录片的对象,然后再从这6个人的作品当中选择作品,选合适的作品放在合适的地方,很多都是节选的,所以还要精确到,放哪几句。

磬:工人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他们写诗是在下班以后回到宿舍写,还是说在工作的时候就在写了?

秦:他们写作的状况不太一样,有些流水线工人的工作强度高,是没有办法写作的;有一些的话就是看机器运作,强度相对没有那么大。像你在片子中看到的那位女工,她就是把诗写在工作表格的背面。那一张表格是她作为工人的履历,同时也是她的诗歌的履历。

磬:这些打工者的诗歌是怎么收集的呢?

秦:主要是互联网。过程十分麻烦,如同大海捞针。他们会将诗歌放到网上,我们就是从网上收集的,有时也包括一些诗歌刊物,但肯定会有疏漏的地方。

磬:现在国内主流文学界对他们这些诗歌作品的认可程度有多高呢?

秦:并不太高。首先,写新诗越来越变成非常小众的一件事,不太被大众所关注。主流文学界更多的评论家可能在写小说评论、电影评论、或者是艺术评论。其次,当前新诗的中心非常单一,几乎就是集中在北大这一块,主流文学界对其他的创作群体也关注度不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尽可能多地让主流文学界来作评。

磬:有没有从这些工人群体中成功走出来成为主流诗人的例子呢?

秦:有。有一位叫做郑小琼的女工,她是80后女诗人,当时在广东的一个五金厂干了5年时间,非常辛苦。在那里她开始写打工诗歌。后来她就是得到了主流诗歌界的承认,现在在一家杂志做编辑。

磬:现在她生活改变了以后,诗歌的风格改变了吗?

秦:她还好,她的阅历正是她诗歌的特色之处。

磬:我觉得这些工人诗歌都很接地气,言之有物,很感人。

答:是的。这些工人诗歌反映的东西都是很实在的,关于生活的,不是无病呻吟。

磬:我们看到6名诗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女工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秦:工厂里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关于女工,甚至被上升到“月经政治”的高度。很多工厂倾向用女工,因为她们不会闹事,易于管理,薪资水平较低,为了解决女性月经的问题,有些工厂甚至用药物来控制调节。女人进城打工,本身就是有着解放的意义,因为她们离开了来自家乡的很多束缚,就像离开了一个牢笼一样。

磬:这些工人诗人的诉求是什么呢?是想要追求更加安全的生产环境,更高的薪水,还是只是说希望自己写的东西在网上被发表,被更多的人阅读?

秦:都有吧,这些方面他们都会关注。多赚钱总是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基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现实,有的因为可能要负担工伤后的生计,或者结束不幸的婚姻之后,都希望能够找到能胜任又能维持生活的工作。

磬:你觉得你拍这部纪录片是出于对诗歌还是对工人的关怀?

秦:两者都有,诗歌是边缘文化,工人是弱势群体。

磬:当今中国电影被人诟病的就是没有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但还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很多纪录片是非常反映现实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状态的拉扯下人们的面貌和思想等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纪录片处在比较边缘的状态,比如人们对纪录片的接受度。

秦: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是,中国的纪录片正在维持着中国电影的颜面。就像新诗取代旧诗一样,这需要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因为观众需要培育。现在中国很多做纪录片的其实都放弃了中国的观众而转向西方。比如,纪录片手法变得很西化,大量使用西方人熟悉的隐喻,等等。这是有些遗憾的,但也无可奈何。主要原因是,西方的纪录片市场有非常成熟的受众、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发布渠道,而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因为题材都无法上映。

磬:其实在西方社会,纪录片是一个推动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是一体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国纪录片在这方面的意义就被限制了。

秦:推动肯定是有意义的,孙志刚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说事在人为。在没有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谁会去关注这些事情呢?

磬:你们这部片子的定位是中国观众还是西方观众?

秦:我们做这部片子不会刻意定位在西方观众,我们想给西方观众看,但也想给中国观众看。但是,我们不会做一部不能在中国大陆中播放的片子。

磬:我看到你们这部片子在开拍前还曾做过众筹。所有这些投资中,众筹占得比例大概是多少?主要是谁在捐款呢?

秦:投资的总金额约400万,众筹大概筹到了21万,占到总投资的5%左右。大部分都是不认识的人给我们筹钱,其中有一个人一捐还捐了6万块钱,他就是觉得这个项目值得支持,所以就捐款了。众筹主要筹的是人气,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中国社会一个广大的群体,支持是很重要的,同时可以检验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关注这个群体。

磬:这是你们合作的第一部纪录片吗?

秦:飞跃他们公司以前在互联网上拍一些微型的纪录片,这是第一部长篇纪录片。他们以拍摄纪录片为主的创业,一方面要出好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为这些好的作品寻找一个可以循环的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看到国内同行走的这些路线都挺困难的,在和投资方谈我们项目的时候,听的人会很多,但是最终连几万块钱都可能拿不到。现在中国的现状很痛苦就在于,很多人放弃国内的市场,跑到国外的市场,但是从国外市场上又拿不到多少钱。在国外拿了钱吧,做出来的东西在国内又不能播。这个产业在国内没有办法健康地循环起来。我们现在想要创造一种模式,在中国将这种可循坏的产业模式和其他同行运作起来。

磬:这次来荷兰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积极响应的发行商?

秦:几乎没有。这次经历就是让我们明白,有些路就是要绕着走,资金拿到手是很困难。拍出的任何一部作品,首先观众应该是来自母语群,特别是我们以诗歌作为轴心,很多韵味在翻译过程中就丢失了。中国的体制导致有很多优秀作品没有办法触碰到观众。

磬:关于纪录片的资金以及投放渠道等等,在其它一些国家会不会情况比较好?

秦:欧洲要好很多,资金方面有基金和公共频道的支持,也有观众。荷兰对纪录片文化是很支持的,比如在昨天的颁奖典礼上,有位荷兰评委就说,《饥饿游戏》在荷兰可能都很少有人看,但纪录片一定有。中国大陆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院线非常商业化。

(本文首发于荷兰在线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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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洋妞眼里的《非诚勿扰》

“一周七天,每天都在看《非诚勿扰》”,这样的生活恐怕会让中国“非迷”们向往不已。它却是荷兰女生邓爱宁( Aniek van Wirdum) 最近几周生活的真实写照:她正在紧锣密鼓地写作一篇关于中国热播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硕士论文——这个话题引起她的关注已经有近两年之久。
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邓爱宁出生于荷兰南部的泽兰省,目前是莱顿大学汉学系的一名硕士生。“朋友知道我在写关于中国婚恋节目的论文,会开玩笑说,嘿姑娘,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找乐子而已吧!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非诚勿扰》不仅仅是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多复杂。”邓爱宁说。
“当中国年轻人在寻找伴侣时,他们找的是什么?”
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中国朋友口中得知《非诚勿扰》时,邓爱宁有些惊讶于这个节目在中国年轻人中的流行程度。她颇为不解,开始观看之后,自称“向来对中国电视节目不感冒”的她却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在节目的前二十分钟里,类似于晚婚、一胎制、处女情结、拜金等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便被不同程度地提及,信息量很集中。”当时她正在写作另一篇关于中国媒体的文章,注意到广电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条款来限制娱乐节目的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非诚勿扰》。“这其实足以说明它在普通观众中的影响力有多巨大”,她说,“然后我决定,好,硕士论文就专门来研究‘《非诚勿扰》现象’。”
得知她要研究《非诚勿扰》之后,中国朋友们的反应却出奇的一致:你确定吗?很多女嘉宾都是“托儿”而已,她们常常故意说很极端的话来博得媒体关注。爱宁却认为,这虽然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她们说的那些话是毫无意义,不可能引发这么大规模的网络热议”——它仍然反映了一些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问题。
“我最希望知道的是,当中国年轻人在寻找伴侣时,他们找的是什么?”邓爱宁说,她查阅了一系列已有的《非诚勿扰》研究文章,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对新时代的中国年轻人进行道德批判上。“这不只是道德批判那么简单,我想换个视角来看:物质真的那么重要吗?在多大程度上,女生会在乎男生的收入、房子和车?性格、兴趣是否也扮演着角色?男生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来展示自己?他们希望重点强调自己的哪些方面来吸引女生?女生通常会因为怎样的原因拒绝男生?男生对女性伴侣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拜金女” “外貌协会男”都被夸大了
“几乎所有的中国男生——无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会特别提到自己的物质条件。”看了许多期节目之后,邓爱宁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他们似乎认定了财富的多少是自己是否有魅力的最重要标准。然而,即使他们非常卖力地强调:“我每个月挣很多钱”、“我的房子很大车子很贵”,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女生拒绝了他们。
“我之前读过一些关于中国‘拜金女’的文章,但是通过研究《非诚勿扰》,我发现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邓爱宁做了一个数据分析:她抽取了三百份嘉宾在上节目之前被要求填写的调查问卷,发现女生“最不能忍受的伴侣缺点”中,排名第一的是“不忠诚”;其次是“外表不清洁”;关于财产的内容,如“贫穷”却并没有入列。而从男生的方面来看,在“最希望伴侣拥有的优点”中,排名第一的是“温柔体贴”,而不是“外表”。这跟之前的“外貌协会男”的印象也有所不符。
这说明,中国男生和女生在择偶时,“异性对自身的期待“和”自己认为的‘异性对自己的期待’”是有一定偏差的,邓爱宁表示。
“男生更保守,女生更开放”
邓爱宁特别提到了她用来做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一期节目:那一次,有个男生一直在强调自己想要孩子,并且一定要生儿子。女生问道,为什么你这么想要儿子,如果生了女儿你会怎么对待?男生答道,如果第一次失败了,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我非常有钱,这不是问题。女生很失望地答道,钱并不是问题的所在。

邓爱宁发现,大多数的女生在问卷中都表示“想要孩子”,但是并不关心是男孩还是女孩;而男生对于孩子性别的问题显然要比女生敏感得多。至少从生育的方面来看,节目上的男生表现得更加保守,女生则更加开放。这一点还表现在对于衣着的选择上:多数男生明确表示,“不喜欢女孩穿得太暴露”;多数女生却觉得,“我应该穿我想要穿的衣服”。

荷兰也有《非诚勿扰》

《Take me out》是一档在荷兰年轻人中颇为流行的节目,类似于“荷兰版《非诚勿扰》”。它们都取材于英国独立电视台的两性联谊节目《Take me out》。相比之下邓爱宁认为,荷兰版《非诚勿扰》尺度上更加开放,女生从穿着非常暴露、言行也非常挑逗,话语之间常包含许多的色情玩笑。荷兰年轻人参加节目的目的,也更多是出于“娱乐”和“寻找约会的可能性”,而非直接导向结婚。“比如有些荷兰人会觉得,能上电视节目是一件很酷的事,就报名参加了,跟寻找伴侣完全没有关系。”

中国的《非诚勿扰》则抱有更加严肃的目的,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参加节目或许真是抱着寻找“真爱”的目的而来。但是,邓爱宁也表示,在15分钟内、只凭几面之缘就确定“真爱”,实在是“太快了”、“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在酒吧开党会的荷兰学生党员

与中国大学生党员数量逐年见涨的态势不同,在荷兰,“并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希望参与政治,”23岁的荷兰学生党员Dick Faas告诉荷兰在线记者,“但这少数热衷政治事务的年轻人是可以真正发挥作用的”。

在修读着莱顿大学汉学与国际关系学双硕士的同时,Dick Faas也是一名活跃的自民党(VVD)党员,并担任自民党兹沃勒(Zwolle)分部的秘书一职。他向荷兰在线记者讲述了自己加入自民党以来体验到的荷兰政治文化。

Dick Fass

图为Dick Faas(右下)参加荷兰首相Mark Rutte(中左) 的竞选活动

加入自民党:北京的煎饼小贩带给我触动

Dick Faas:我出生在一个私营企业主家庭,这对我的政治立场影响很深。由于是私营,父母没有固定的收入,所以需要更努力地工作。而在荷兰,政府对个人照顾得太多,以至于很多人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工作。

2009年我去中国学习汉语。在北京的大街上,我看到很多小贩在卖煎饼和烤串。这对我触动很深:即使生活贫穷,他们却仍试图自己来谋生而不是依赖政府。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但这些自力更生的中国人让我佩服。在荷兰,也有很多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却没有做同样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提供的福利助长了荷兰人的懒惰。

我希望改变这种现状,通过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来促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个人才智。所以2010年从中国回到荷兰之后,我就加入了推崇经济自由的自民党。

酒吧里的党会:一边享受啤酒,一边讨论竞选

Dick Faas:在荷兰要成为一名党员是很简单的。比如说自民党,你只需登录网站,填表、付费,就可以拿到政党成员的身份。对于党员来说,并没有除了交付党费以外的义务。我现在的党费是32欧元一年。党费并不取决于你的收入,只取决于你的党派;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当然,党派内部也有一些关于保持党员忠诚的培训。

作为兹沃勒分部的秘书,组织党员培训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我们会定期邀请一些知名的政治家来演讲,大概一年4-5次。一周之中我需要为我的党派工作十个小时,是无偿的。我通常在家里办公,因为自民党在兹沃勒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如果需要见面,通常会在兹沃勒的一个酒吧,大家一边喝啤酒一边聊竞选的事务,很轻松自由的氛围。

成为党员的好处在荷兰并没有那么明显,除非你希望未来成为一个政客。比如,在荷兰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选举,对于独立候选人来说费用大约是7000欧元,包括组织竞选团队、办理行政手续等。但如果你加入了某一个党派,费用会大大降低、入选几率会提高。如果你不想成为政治家,加入党派只是证明你曾经活跃于公共事务,并不会为你的其他工作加分。对于想要进入公司的人,更好的选择是加入一些中立的党派,否则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政客在荷兰:是一份评价不高的职业

Dick Faas:2011年我第一次参加竞选的相关活动。有人看到我穿着自民党的衣服,冲过来骂我“混蛋”。那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作为政界人士的无奈,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因为贴着自民党的标签。在荷兰,政客是很容易被误解的。

只有6%的荷兰人是政党成员,人们对政客的期待却普遍很高。因为政客不可能同时照顾所有群体的利益,因此总是有人会对他们不满。当你说“我是一个政客”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评价为一个“不可靠的人”。人们发现公共事务中的钱总是不够用,而政客拿着相对高的薪水(国家级别的官员月薪大约6000欧)却做很少的事情,此外还有着腐败的风险。